（六）
西周时，礼乐制度还能正常地维持，这从出土西周编钟的规范也不难看出。西周编钟继承于商编钟，但由商编钟的正着植置而改为倒着悬吊。（按商以前钟的演奏实际，钟口朝上为正。）钟体增大以后，这样安置无疑稳妥得多，钟体也就可以加长了（所以西周以后，钟体比商钟要长）。但周初的编钟仍如商编钟，是三枚一组，音阶则与商编钟的多样形式不同，一律是：羽（la）—宫（do）—角（mi）—征（sol）。即使后来编钟增加到八枚一组，其音阶仍如上述，与古书《周礼》所表述的典型雅乐的音阶形式也相同，可见这一长时期的钟全都是演奏周雅乐用的。
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这一类乐器得以长足发展，应当承认是贵族社会所作的准确选择。
以上古的诸多文献材料作出的综合分析告诉我们，西周所用雅乐，其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和《大雅》《小雅》，而这些，全都是岐周乐歌。至于《国风》，只有时代稍早的二《周南》《召南》，可以用于等级较低的“礼”，而且也只是较晚时代才出现的现象，因为二《南》基本上是西周晚期作品。
西周长达三百年，事实上过不了这么长时间，雅乐的岐周音乐的本来意思就慢慢给遗忘了。何况岐周是全国政治中心，“雅”顺理成章转而产生了“正”的意思。“雅言”的意思已等同于“标准语”（当时的“普通话”），“雅乐”的意思则等同于“正规音乐”、“礼仪用乐”。周雅乐用岐周音乐唤起并统一人们宗族观念的作用已无从发挥，因为按礼乐制度规定不能变动的音乐，随着时间的远逝，即使是贵族也已越来越对之感到隔膜，逐渐把它们看成只是“古乐”而已；西周雅乐的政治作用将与其无味的“古乐”一起萎缩、僵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
（七）
春秋（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时期，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春秋时期，宗法制度渐次瓦解，异姓不妨结盟，同姓反会相攻，宗族、血亲观念逐渐被地域性的封国观念代替，各地区原来只能在社会下层流行的当地音乐随之而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诗经》中的《国风》是各诸侯国的本国歌诗，《国风》绝大部分是春秋时期的作品，正是春秋时期各地音乐逐渐复兴才出现的现象。到后来，地方音乐甚至可以取代雅乐，用于礼仪了。郑国音乐（郑声）是首开其端的。正因为此，以维护礼乐制度为己任的孔子才会“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并说“郑声淫”（郑声浸淫雅乐），提出要“放郑声”（把郑声赶出雅乐领域）。但是孔子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孔子去世之后，各地方音乐的影响更加扩大，社会上称之为“新乐”，其中著名的有郑、卫、宋、齐等地区的音乐。“新乐”是从“新兴起”的意义上起的名字，如果从历史上说，其实不少“新乐”比号称“古乐”的西周雅乐更加古老。例如郑、卫、宋等国，郑是早商活动地区，卫是商王室所在地，宋是商亡后商后裔的封国，它们的音乐都承袭自商，从渊源讲，比岐周音乐古老，而且发展水平也较高。更重要的是，一切“新乐”都没有像“古乐”那样，被礼乐制度堵死，而是按音乐自身规律发展。所以“新乐”清新活泼，风格多样，优美感人，连理论上懂得“古乐”重要的贵族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喜好“新乐”，听“新乐”不觉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