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之乐

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编钟,已不再守雅乐“宫-角-征-羽”的音阶规律,它们非常生动地为后人保存了当时各地不同风格的音阶形式。例如郑国新郑编钟(新郑是郑的都城),既可构成历史上奉为“正统”的升四级七声音阶,也可构成自然七声音阶;并可构成三种调高的五声音阶。晋国侯马编钟的音阶六声缺角(mi),甚至与今天这一地区的民歌音阶特点相同。
  各地“新乐”兴起后,不但在当地发展,而且进一步随着政治和经济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得到空前的大交流。春秋中晚期的楚国编钟一套十三枚,备有完整的十二律,包含了演奏各地音乐的可能,可说是各地音乐大交流的反映。战国初期曾国的大套编钟,即最有名的曾侯乙编钟,不但从钟的音列上,更以钟的铭文告诉我们当时音乐大交流的真实存在。
  (八)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各诸侯国纷争数百年,周王室由衰微而灭亡,各小诸侯国也被几个大国吞并。这一时期的“新乐”,引人注目的有赵国,其实更应注意的是楚国。但因为最早写这一段历史的是汉代人,而“新乐”又是以与“古乐”对立的“坏音乐”的面目被载入史册的,汉高祖刘邦却喜爱楚声,所以史家就不敢把异军突起的楚声纳入“新乐”范畴了。楚僻处南方,它接受了周文化,但思想上受礼乐的束缚要比中原各国小,春秋时期楚的伶人就是演奏当地音乐的。楚音乐的风格与中原各国也很不同,这从《楚辞》和《诗经》的不同就不难看出。楚国也是南北各地音乐交会的地方,郑、吴、蔡、越的歌舞都曾出现在楚国。
  但是总的说来战国时代重视的是战争和治国方面的学问、人才,而且由于连年战争,战争的残酷又远远胜过春秋,结果往往是大肆杀掠,对经济和文化造成的破坏很为严重。所以,雅乐固然已基本无存,“新乐”的发展却也受到了阻滞。
  (九)
  西周以来,乐队体制日趋完善,到战国初,不但乐器品种繁多,音量、音色都已十分可观,制作也非常精细,对音准和音质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史称周代开始对乐器以“八音”进行分类,这应是可信的。所谓“八音”,就是以直接关系到乐器发音的材质作为乐器分类的依据,从而把所有的乐器分为八类。(这样分类今天看来并不太科学,因为它多半是与制作工匠关系更为密切的分类法,但在当时,却也与乐队结体有关,所以是适用的。即使今天,我们依然称流行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一带的一个民间器乐品种为“江南丝竹”,就是这一分类的绪余。)所谓“八音”有“金”(上古称铜为金。青铜制的钟、等乐器属这一类。“石”(有石制的磬)、“土”(实指用土烧制的陶。埙属此类)、“革”(“革”即皮革。鼓类乐器虽然有木等各种鼓框,但受击发声在于皮革,所以鼓类乐器属此类)、“丝”、(中国的弦乐器自古以来即用丝作弦,故弦乐器瑟、琴、筝均属丝类)、“木”(木制的击奏、刮奏乐器如“木兄”、“吾欠”)、“匏”(“匏”是葫芦类植物,笙、竽等簧管乐器用它作座,故归一类)、“竹”(箫、管、笛等竹制管乐器属这一类)。这八类乐器,足以构成庞大的钟鼓乐队,其中尤以钟和磬为重要乐器。钟声宏大、磬音清亮,以它们为主可以造成庄严辉煌的音响效果,最高贵族选用它们来体现自己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是钟磬类乐器在那时能达于极至的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