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

在气候温和、风景秀丽的陕西岐山县城西北的凤凰山南麓，有一座建于唐武德元年的周公庙。它是为纪念西周著名政治家、曾帮助武王灭商立国和辅佐成王平叛安邦的周公姬旦而建立的。
　　从2004年开始，人们在周公庙遗址附近发现数量众多的墓葬，其中有四条墓道的10座，带三条、二条、一条墓道的各4座，另外还出土大量甲骨、残长1500米的夯土。
　　这一系列发现，又将人们目光引向了三千年前那个神秘的奴隶制王朝，唤起了人们对那位在主幼国疑之际，叛逆伺机而动之时，力挽狂澜，斩杀逆臣，制礼作乐，为西周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周公旦的回忆。
　　周公旦，姬姓、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其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周公协助武王姬发兴周灭商，辅佐幼主成王平定叛逆、稳定朝纲，是周王朝举足轻重的股肱之臣。
　　灭商后仅两年，武王病逝，继位的成王姬育年仅十岁，根本不懂治国之道。这时的周王朝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外有随时可能起兵反叛的殷商遗民 ；内有居心叵测，时刻准备篡权的周朝宗室。在百废待兴、形势严峻之时，周公旦代成王执政，处理国家大事。周公的这一举动，刚好给那些居心叵测的野心家落以口实。分封在商地的管叔和蔡叔借此机会，到处造谣，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说周公摄政实为夺权，将来还政于成王，不过是个幌子。众口铄金，影响极广，致使朝野人心浮动。被封在商地的纣王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便与管叔、蔡叔等人互相勾结，正式宣布反叛。本来就心怀二心、蠢蠢欲动的各地诸侯露出本来面目，实力强大的淮水九伯，东夷“五侯”也先后相应起事。一场西周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性质上演变成了殷商遗民复仇、旧朝复辟的叛乱。在这紧急关头，周公决定亲自率军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平定了叛乱，武庚、管叔被诛杀，蔡叔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叛乱平息以后，周公于第四年回到宗周，把彻底解决商朝的残余势力，巩固广大的东方地区的军事占领作为首要任务。他采取两方面的政策：一是分封诸侯，据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由姬、姜两族占据已经开发的膏腴或要冲之地；一是分治殷民，殷及其联盟各族则被赶至落后偏僻地区，造成了周初的一次民族大迁移。鉴于西周都城镐京远离“中土”，武王在世时就有营建东都洛邑的计划。为实现武王遗志，周公又于他执政的第五年派大量殷遗民营建洛邑，建东都成周，到执政七年大功告成，他将殷遗民中的顽固分子迁到洛邑，并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加以控制，又请成王到新都举行首次祀典，并开始亲政，成王则请他留守洛邑。
　　周公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制定和推行了一套以“亲亲”和“尊尊”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后人将其概括为“礼乐刑政”。在这一系列的制度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尊卑等级制。在殷商时，君位的继承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相混杂，传位不定，致使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最高统治权曾长期陷于内乱。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诸侯卿大夫的爵位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其他诸子与嫡长子又形成小宗与大宗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统治体系。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力图作到“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些制度不仅影响到两周，也被此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继承，成为封建礼教的重要部分。
　　周公还是个杰出的法制主义者，主张“刑乱国用重典”，但他吸取商末统治者对人民过于残暴而被推翻的教训，认识到单靠暴力不足以维护统治，因此他力主“明德慎罚”，禁止滥杀。他一再告诫文王子孙要以教化为主，惩治为辅。这些思想被后代统治者所沿用，成为中华法系基本的组成本分。
　　周公归政成王，自己留守成周，三年之后，周公逝于丰，周公遗言死后愿归葬成周，但成王认为他功劳巨大，留葬于宗周，与文王墓相邻。
　　周公旦是西周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在东征过程中实施的团结内部、各个歼灭敌人、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使刚刚取得天下的西周度过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他创立的礼法制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到东亚诸国；他那礼贤下士、功成身退的风范，一直是后世仁人志士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