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贤令发布后，应者云集雍都。在众多的应试者中，秦孝公看中了景监举荐的卫鞅。景监出身于楚国的公室，为人机智，是当时的美男子，最为渠梁所爱。
渠梁每天都要接见应试者，但却没有看中一个人。这些人不是短见虚伪的腐儒，就是夸夸其谈的辩士，没有渠梁心中的能堪大任的人。渠梁很奇怪，与自己不算熟识的人都频频举荐，而与自己最为要好的景监却始终没有动静。 终于有一天，景监向他推荐了一个人。
在与卫鞅的三次谈话后，渠梁更加证实了自己对这位卫国庶公子的第一印象。卫鞅身材颀长，稳重而不失潇洒，给渠梁的直觉是机智果断。在三次谈话后，渠梁发现卫鞅的学识很渊博，儒法兼通，权术精湛，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卫鞅是一个在秦国无任何根基的人，对于两派而言都可接受。卫鞅出身贵族，与奴隶主集团血缘相近。而卫鞅又推行土改，与地主贴心。更重要的是，卫鞅的施政纲领是以魏国的成功经验为蓝本的，这与献公的改革正好可以相接。渠梁本人对秦国的改革有自己的一个方案，但他不说，只是引导卫鞅向他的方向靠拢。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渠梁向朝中大臣宣布了求贤的结果，推出了卫鞅。群臣对孝公任用名不见经传的而立青年卫鞅都感到很惊讶，以为是孝公的少年心性，起初并不太注意卫鞅。不久后，孝公让卫鞅在秦国朝堂上试论强国之术，以观群臣意向。《商君书·更法》记载了这次辩论的经过。秦孝公说：“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请大家发表意见。公孙鞅说：“臣闻之；疑行（犹疑不决）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劝秦孝公下大决心进行改革。代表旧贵族利益的甘龙、杜挚，极力反对。甘龙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今若变法”，“恐天下之议君。”认为变法会招致天下批评。杜挚则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以“法古”和‘循礼”反对变法。经过一番激烈争论，秦孝公接受了公孙鞅的意见，进行变法。朝堂辩论后，孝公便让熟悉法律的官吏到民间宣传变法的好处，使秦人对新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询问百姓对新法的看法。百姓对实行新法带来的好处都很渴望，但对要付出的自由代价也很担忧。
在准备了三年后，孝公和卫鞅制定出了一整套变法的方案。这套方案包括：一、废井田，开阡陌，把土地授于农民，承认土地私有权，可以自由买卖，国家征收土地税。二、奖励军功。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世袭特权，不论出身，一切论军功行赏，功大爵高，爵高赐田多。三、建立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一县，县以下设乡，邑，五户为“伍”，十户为“什”，实行连坐法。四、“重农抑商”，禁止弃农从商。奖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者免去徭役。成年男子两个以上必分家，否则加倍纳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孝公在公布新法之前，决定再试探一次贵族的态度。孝公派人通知雍城中有影响的人，他要在南门立木，以验民意。如果民不信新法，无人移木，新法则不行。如果有人移木，则全国遍行新法。
移木取信并不是秦孝公和商鞅的首创，这种古老的办法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陕西、山东、河南等省份的一些农村地区还保留着与木有关的立信风俗。
这实际上是对新法施行与否的一次公开表决。参加这次表决的是世代居住在雍的奴隶主贵族，地主集团的人只是旁观者，而不参与移木。只要雍的贵族能够制止有人移木，就表明雍的贵族已达成了统一的意见，一致不同意施行新法，变法的提议就算作废。由于城门立木是对奴隶主意见一致与否的考验，雍城中反对变法的奴隶主都在加紧活动，阻止要去移木的人。景监认为，立木取信的做法太过凶险，如果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对，将很不好收场。孝公说，城门立木是给每一个贵族做的选择题，如果他们中有人肯移木，就表明他们中已有人不在乎反对变法的贵族们的死亡威胁而归顺我了。肯定会有很多的人因为可以获利，而想移木，只是他们受到雍城贵族的控制，受到他们的死亡威胁。如果我能保护这个移木的人不死，还使他富贵，相信会有很多人归顺我。甘冒死亡的危险而取利移木的决心肯定比遵守新法的决心难下，如果一个人连这样的决心都能下，那么肯定会有很多的人有这样的想法。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考察一件让人犹豫的事是很可靠的，我想了很久。景监很佩服孝公的心计，但也担心贵族的集体造反。孝公笑道，整个国家的军队都被我牢牢地控制着，我还怕他们造反。我移木取信又不是要杀死他们，如果他们因此而造反，那么责任就会完全由他们承担，我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景监看到孝公很有信心，也就放心了。
雍城的贵族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已经因为意见的不一致而发生了内讧，许多支持变法的贵族被不支持变法的贵族杀死。孝公的极端试验法促成了贵族们的内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