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制度

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对周代“学在官府”教育体制的一大否定，也是先秦文化教育事业的一大进步。但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年），在咸阳宫设宴，仆射周青臣颂扬始皇“威德”，特别提到，秦始皇改分封诸侯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自古以来的帝王所不及。博士淳于越当即指责周青臣阿谀逢迎，并反驳说，帝王分封子弟功臣为诸侯，这是古代的传统制度，“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将这一对立意见，交丞相李斯审议。李斯认为，各个时代的制度，都是因时而变的，古代的制度，不足效法。接着就指控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还指出，“学古”的根源是在于私学的存在，“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于是，提出“禁私学”的建议。秦王朝 “禁私学，以吏为师”，以新的官学制度代替了私学。学校制度的这一变化，是秦始皇为了巩固帝国统一、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文教政策的体现，也是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的产物。
　　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一、禁私学，以吏为师（要读书，到官吏那里去学法令）；二、颁布“挟书令”，不准私带书籍；三、禁游宦，不许读书人跑来跑去讲学。实行这几条是把学校制度同禁止思想自由、控制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政策，是为了防止秦统一后儒生“以古非今”的现象产生，以便于秦王朝推行各项统一的法令。“禁私学，以吏为师”的制度，是秦王朝推行法治、坚持统一的以教育辅助政治路线和文教政策的组成部分。
　　秦王朝也重视对人民进行教化工作，在乡的基层组织设置“三老”，担负教化民众的责任，但始终没有设立官学的正式学校制度，以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官府不能代替学校，官吏也不能代替老师。朝廷虽设有70个博士官，但只备政府顾问，并不负担教学工作。既禁了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王朝统治者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这是秦朝政策中的一大失策。事实上，私学被禁后又不正式设立官学制度，官府又代替不了学校，所以私学实际上也禁不了。不过，秦朝对童蒙教育还是十分重视的，在改革文字后编写了几种用小篆写的童蒙课本，如李斯作的《仓颉篇》，赵高作的《爱历篇》，胡毋敬作的《博学篇》。这些课本既教授字体，又教授语法，成为汉以后编写儿童教科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