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思想

汉初从汉惠帝到汉武帝之前，约70年间，盛行黄老之学。黄老之学，“黄”指假托的轩辕黄帝，“老”指老子。相对先秦道家而言，黄老之学亦可称为新道家。新道家的兴起，是由当时的客观情势所决定的。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凋敝，民力困乏。《汉书》记载：“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为这一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汉初初步提出以黄老术治国的，当推陆贾。陆贾曾献给汉高祖刘邦《新语》一书，书中内容虽不尽为道家言，但重点总结秦亡的教训在于：“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为此，他率先在汉初谋臣中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敝。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陆贾在奉行黄老方面可谓得风气之先。其后，汉文帝、窦太后及汉景帝，都酷爱黄老思想。当时的主要大臣如萧何、曹参、陈平、汲黯等，都“好黄老之术”，都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曹参。曹参初为齐相时，“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富，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萧何死后，曹参升任汉相国，继续在全国推行“清静无为”的方针，卓有成效。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称美焉。”并记录了当时的一首民谣：“萧何为法，觏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由此可以概见黄老之学在当时的实际影响。
　　黄老之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汉景帝时在理论上趋于成熟。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司马谈做出了理论上的总结。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墨、法、名、明阳各家，说长论短，互有褒贬，唯独对道家推崇备至，似无缺憾。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懦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显然，司马谈所论道家，是继承老庄思想，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社会发展经验，兼综诸家之长的新道家。
　　汉初新道家的理论形态，可以《黄老帛书》为代表。即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中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这四篇古佚书一般认为是源出于战国末而流行于汉初的黄老之学的代表作。
　　《黄老帛书》把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总结战国以来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既肯定“今天下大争”，“无争亦无以成功”，又强调坚守雌节，善于斗争。就理论思维水平而言，它融铸先秦道、法而又超过先秦道、法；就现实意义而言，它对指导汉初数十年“清静无为”的政治统治，从而巩固了新兴的封建政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