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观会议

自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儒家思想渐渐开始得到重视，汉武帝时期，采纳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经义为汉治法，攻读儒经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皆为其在大学设一讲座，谓之学官。充学官者，并不只是《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然而，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建初四年（公元79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业当以施行。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汉章帝召集诸儒于洛阳的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对不同的意见，汉章帝亲自裁决。这样的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最后由班固总结，写成《白虎通议》一书。这书是经学与谶纬学的混合物，中心内容是宣扬“三纲六纪”。
　　董仲舒已经提出“三纲六纪”的伦理观念，《白虎通议》则将它进一步理论化，把它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则。它明确提出“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以唯心论的天命论为理论基础，并用某些自然现象与封建社会秩序比附，说明“三纲六纪”的“合理”。它神化皇帝，说皇帝享有天下，是“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是天命所决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又说皇帝和臣民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因此臣民要对君主竭尽忠诚，这是天意，进一步从理论上把以皇帝为总头目的封建政权神圣化。
　　白虎观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结果的集中体现者，是《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撰，实则是班固作为史臣对当时的白虎奏议加以系统整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