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
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光武帝时初仍设今文经十四博士，后力排众议，增设《左氏春秋传》。章帝鉴于今古文思潮繁杂，为巩固封建统治，统一学说，召开白虎观会议，制定《白虎通议》，极大削弱了今文经的势力，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由盛转衰。兼通今古文经的郑玄采用混杂的方式注释经典，使得汉代今古文经之争在形式上结束。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