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特点

《汉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述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个别篇章贯通古今数千年（如《古今人表》及十志）。全书八十余万字。它承袭了《史记》的体例而有所变化，《史记》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舍弃“世家”，体例较为严整。最大的特点是纪传体断代史。它为我国“正史”定下了格局。我国传世的“二十四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的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
　　《汉书》的一大特点是详实丰富。
　　《汉书》中有关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用《史记》，甚至近乎抄袭，同时也补充了很多内容，也有些修改。例如，《汉书》增设了《惠帝纪》及贾山、李陵、苏武、张骞等传，创立了《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在萧何、韩信、刘安等传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别是在一些纪传中记载了很多诏令、奏疏、诗赋、文章。这就大大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有关武帝以后的记载，大概是缀集班彪《后传》及各家续《史记》之作，也会有新撰的东西，加以总编而成。各家所作及《后传》早已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从班彪的《前史略论》中所说“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来作推敲，《后传》大概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看来班固撰写《汉书》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
　　《汉书》体制的容量是很大的。十二纪写西汉十二世君国大事记，多列事目，不写细节，起提纲作用。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发展起来的；《百官公卿表》比《史记•将相名臣年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任免升黜；《古今人表》把远古至秦未的人物列为九等，但其中未列汉代人物。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传，一般是先专传、合传，而后是类传，记载西汉各种人物，各个民族及邻近诸国，末尾传写王莽及《叙传》。它对西汉一代史事和人物，几乎无所不包。
　　十志最能体现《汉书》的详实丰富这一特点。《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古代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还有中外交通。《沟洫志》记述古今水利事业，记载了贾让的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情况，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和短长。这些详细的记载，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对后世纪传体史记的“志”影响很大，对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关于阶级斗争史和国内外民族关系史，《汉书》有详细的记载。从它许多篇章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西汉统者如何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民众又是如何前仆后继地进行反抗斗争。仅以一篇《王莽传》来看，也就可以了解到西汉末年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复杂，统治者将广大民众推入灾难深渊，赤眉、绿林起义则如火如荼，民众终于推翻了王莽统治。《汉书》所记载四周的国内外民族的历史，比《史记》还要丰富些。它除了记述匈奴、西南夷、两越、朝鲜等的历史外，还在《大宛传》的基础上扩写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