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记述，为后世的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也为后世研究汉代史者所取材，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和“记事详赡”（《十七史商榷》卷七）的盛誉。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一大特点。
我国的统一事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自夏、商、周，经春秋战国，至于秦、汉，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惊叹统一的艰难，是以史实为根据的。但司马迁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著《史记》还只是勾画出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大势及秦汉统一的初步的轮廓。
班固写《汉书》，已经有条件来写西汉统一大业。他汲取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发展，以浓重的笔触全面地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细地记述西汉统一，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汉的一统帝业，这是空前的史学成就。
同时，《汉书》推崇汉为正统。他在《高帝纪》中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及篡汉的王莽政权之历史地位。这与《史记》肯定秦朝统一“成功大”相比，显然有严重的以汉为正统的思想。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学家有纷纷的正闰论之争。它又鄙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农民大起义，对于汉之代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铁的史实，故《史记》将揭竿起义，起了使秦垮台“首事”作用的陈涉列于“世家”，把统帅诸侯灭秦而又曾号令天下的项羽列于“本纪”，给予较高的历史地位；而《汉书》则将陈涉和项羽一律列于“传”；虽然记载的史实大致上照旧，但评论的调子已经改变，陈涉和项羽推动历史的作用不再提及。王莽建立过政权，也曾号令天下，且不论其政治得失，就体例而言，如按照《史记》之例似乎应当入“纪”，而《汉书》只列之于“传”，并讥其“余分闰位”。这种体例上的安排及对人物的评论，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正统思想。
当然，《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当区别对待。
与正统思想有关，《汉书》独尊儒学的思想是很突出的。《叙传》提到“纬《六经》，缀道纲”，意思是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汉书》独尊儒学和《六经》，把诸子、诗赋等等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它把凡是结宾客、广交游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之为游侠，斥其为“背公私党”（《游侠传》）。它谈谋生之道，也强调封建等级，说“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要求百姓“贵谊（义）而贱利”（《货殖传》）。这种与司马迁《史记》对立的观点，确是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正宗思想。
《汉书》还染有一些神学色彩。汉代统治者有意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故使得全社会和学术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响，《汉书》作者也难幸免，故其在记述史事之中，往往夹杂这种思想和说教。如讲汉和“天统”，汉为“火德”，讲五行灾异，天变与人事符应，等等，不仅见之《天文志》和《五行志》，也渗透于全书。像这种思想意识，不管作者有意或无意，写得多或少，实际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的作用，消极的一面是不可低估的。
应当承认，《汉书》思想是复杂的，既有糟粕，又有精华。它记事从实，讲势论时，注意民心，关心民生，维护多民族统一，坚持正面说教。故它写出了曲折复杂的历史，歌颂苏武的忠贞节操，肯定贾谊言社会治乱，同情百姓被迫起义，揭露某些统治者的罪恶，反映了国家的职能，社会的安危，民生的苦乐，志士的气节，士子的思想，流露出一定的爱国爱民的思想倾向。就是它的正统思想，一方面固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另方面也多多少少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传统文化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后人读《汉书》，接受历史传统思想的教育，往往受其思想所感染，油然而生爱国爱民之心，不能不说是受了它的民主性精华的熏陶。故可以说《汉书》民主性的精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更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