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汉书》史学经世的思想也不可忽视。我国史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左传》、《史记》等名著在这方面都很突出。《汉书》继承了这个传统，一方面，注意记述经世之业。如，写《沟洫志》，申明治河修渠乃“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写《贾谊传》，“掇其切于世事者于传”，不切世事者就从略了；写《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未施行之语一定抛开了；写《董仲舒传》，“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有些不切当世、未施朝廷者就不写了。所谓“切于世事”、“施行之语”、“切当世、施朝廷”者，就是经世致用；《汉书》掇之、论之，就是记载经世之业。又一方面，《汉书》还很注意究世变，“明监（鉴）戒”（《诸候王表序》）；通古今，以“备温故知新义”（《百官公卿表序》）；更有宣扬伦理教化，标榜劝善惩恶，等等，无一不是经世而讲求功用的。这对后来的正史，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汉书》和《史记》一样，尚有文史结合的特点。
以《史》《汉》为代表的两汉传记文学，是当时文学史上的主流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汉书》写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物，都以“实录”精神，从实描写，平实中见生动，具体中有细节。它写苏武的忠节，李陵的怨尤，朱买臣失意或得意时的神情，陈万年教子的秘术，霍光的专权，王莽的为人，循吏之使民安土乐业，酷吏之执法残酷凶暴，都具体而生动，精采而非虚构。如，《陈万年传》记述陈万年教训儿子陈咸的情节：“万年尝病，命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女（汝），女（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仅仅数十个字，就辛辣地刻划了陈万年教子逢迎拍马的丑态。《汉书》文字简炼，长于叙事。如，《贡禹传》写贡禹为河南令的时候，因职事被上级官员所指责，“免冠”承认过错，觉得受辱，“禹曰‘冠一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仅仅用了十三个字，就了贡禹免冠时的内心活动及去官的抉择，从而显出其人的气节。《汉书》还吸收了一些谣谚，如《王莽传》记有“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的民谣，反映出民众对起义军与对统治者由感性认识而产生的迥然不同的态度。
以简洁的语言文字，通过某些典型情节的具体描写，使一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思想感情和历史活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是中国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史》、《汉》以后，有的保持下来了，有的已失去，或发展演化为历史小说，这虽然是文史分途在所难免的现象，但也与史学家的史文造诣高低不无关系。
至于《汉书》保留较多的古字，节省了不少虚字，这比起《史记》来却是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