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晁错（前200－前154）是比贾谊稍后的另一个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曾在汉文帝举贤良文学的对策中名列第一。匈奴屡次侵边，他于是上书言兵事，文帝很赏识。他又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急务二事，其建议也被文帝采纳。他的名作《论贵粟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文章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民贫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西汉散文丰富多彩，除贾谊、晁错的政论外，还有许多重要作家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淮南子》。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大体不差。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并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子•要略》），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如《原道训》开篇即言：“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以下就扩展开来，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极力描述“道”之所以为“道”；其间又广引禹、舜、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说明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昌。再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幽冥变化的道理，文风新异瑰奇。刘熙载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排比式的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如《要略》一篇，在这方面就极有特色。
西汉散文中文学成就比较突出者，还有董仲舒（前179－前104）、刘向（前79－前8）的策对叙录。董仲舒是西汉大儒，一生著述甚丰。其影响最大者，则为《汉书》本传中所载《贤良对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董仲舒连上三篇对策，从政治上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从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从文学方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此为应答策对之作，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回答清楚汉武帝提出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出符合帝王要求的治国方略，绝非易事。而董仲舒因为有多年治《春秋公羊传》的根基和长期的理论思考，所以能够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把自己的一系列治国主张用高度精练概括的文字表述出来。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暢，理致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素朴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这使它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文章。但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则缺乏文学性，除散见于《汉书》中的几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比较艰涩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