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孤门细族”,成长于太平盛世,却生活在迷信盛行的社会。他过目不忘,辗转求学,下笔千言。但他却一生郁郁寡欢,仅仅留下一部洋洋洒洒的《论衡》。
王充,这位敢于和皇帝信奉的迷信背道而驰的思想家,为什么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郁郁不得志;他凭借什么和统治者分庭抗礼;他晚年一无所有,又是谁把他的思想流传后世?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于公元27年,大约病逝于公元97年,是东汉著名的思想家。
王充出生“孤门细族”,曾祖王勇因军功被分封到会稽阳亭,但好景不长,仅一年就被削去封爵,只好定居下来,以农桑为业。父辈豪侠任气,喜欢打抱不平,得罪了许多豪门贵族,全家又被迫搬到上虞。大约受到这种豪爽家风的影响,王充一生不屈服权贵,藐视权威。
王充的求学经历曲折而又让人称道。六岁开始读书识字,八岁进入书馆学习,勤学苦读,使他脱颖而出。十五岁左右被送到都城洛阳上太学,拜著名学者班彪为师。王充读书与众不同,他不局限于儒家经典,而是博览群书,独立研究。由于家庭贫困,无法购买书籍,他便利用洛阳书市众多,诸子百家的书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机会,出没于书市之间,阅读各类的书籍。日积月累,熟读默记,久而久之,诸子百家,无所不晓。东汉初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公元59年,汉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解经书,轰动一时,三十三岁的王充也乘兴前往,并因此作《六儒论》,这时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洛阳求学以后,他返回家乡教书,并分别在县、郡、州里做过一段时间的属官。由于东汉政权在豪门贵族的支持下建立,世家大族把持了做高官的特权,而王充本身出生于没落家族,缺乏显赫的政治背景,因此在官场上倍受压抑。然而,家族的豪气、渊博的学识培养出他的傲然气质、谦逊胸襟,使他不愿阿谀奉承,讨好权贵。由于不肯同流合污,他曾遭到诬陷;因为与长官意见不合,他经常受到上级的责难。仕途的坎坷,人情的冷暖,统治者的昏庸和官场的虚伪,使他甘愿辞去官职,幽居独处,闭门潜思,一面教书,一面专心致志地从事著述。
王充以毕生的精力写下了四部哲学巨著:《讥俗》、《政务》、《养生》、《论衡》,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耗费30年光阴写的《论衡》。“衡”是古代对天平的称号,“论衡”就是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思想和学说,都要加以称量和品评,辨别真伪,权衡轻重。全书分为 30 卷,共存篇目85篇,其中《招致》一篇只存篇目,故实存84篇。该书最突出的是对封建神学的批判,西汉中期以后,迷信思想日益盛行,光武帝刘秀以谶纬发家,夺得天下之后,变本加厉提出“以谶纬治天下”。统治者的提倡,使整个社会充满着荒诞虚伪的鬼神观念。王充认为,天地间的一切都是元气构成的。在此基础上,他对董仲舒以来形成的天人感应说进行批判。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物体,不能有意识的创造万物和人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自身的规律。对于当时盛行的灵魂不死观念,王充指出,人死后成为灰土,不会变成鬼,更不能害人。对于社会发展,王充批判了东汉初期存在的崇古非今,不求思变,安于现状的保守思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汉高于周”的发展进化的观点,同时将社会的治乱与物质生活联系起来。
王充在《论衡》中,以犀利的言词,无比的勇气和胆识,试图对历史的发展、道德的演变、社会的贫富、人的寿夭贵贱等现象,做出符合唯物主义立场的解释。尽管该书有若干缺陷,但仍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公元86年,六十岁的王充迫于生计,先后携家到丹阳郡、九江郡、庐江郡做属官,后又到扬州做刺史的助理,负责监察工作。但高洁的志向,使他仅仅过了两年又辞官归隐。晚年的王充异常凄苦,供养缺乏,孤独无靠,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当他年近七旬时,仍然孜孜不倦的撰写《养性》一书。这时,他已经感到来日不多,希望通过著书立说,使自己扬名后世,名垂千古。他还试图将自己历年写下的一百多篇作品整理成一部“新书”,论述的内容上自传说中的黄帝、唐尧,下至秦汉,古往今来,生老病死,包容万象,可惜仅整理了个开头,就病逝了。
王充在世时,《论衡》还没有广泛流传,但到了东汉末年,避难入吴的蔡邕得到该书,如获至宝,并把它带到北方,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被视为“异书”、“奇书”。王充也随着他思想的辗转流传,声明远播,被人们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