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历代王朝的兴废更替，有如花开花落，依次轮回。在众多的统治者中，气吞山河的开国之君，多如繁星；但杰出的守成君王却寥寥可数，能够真正称得上“治世”的时代更是微乎其微。但是在西汉之初，经历无数动荡之后，幸运的百姓也迎来了几十年的太平日子，这就是“文景之治”。
　　汉景帝刘启，他幸运的成为了汉帝国的君王，他幸运的接受了一份不错的基业，但他的“治世”真的来的那么轻而易举吗？
　　汉景帝刘启，生于公元前188年，逝世于前141年，是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文帝刘恒的儿子，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他和汉文帝统治时期合称“文景之治”。
　　汉景帝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肩负起汉帝国这副重担的。开国之初，刘邦苦心竭虑铲平了异姓王，大封同姓王，本意在于借助血缘关系拱卫中央政权。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仅仅才过了两三代人，血缘的归属感就已抵挡不住权力的诱惑，同姓王的野心，随着实力的发展而日渐膨胀。汉文帝时期，就先后爆发济北王和淮南王的谋反。到汉景帝时期，藩国割据势力越来越强，违抗中央管辖，甚至妄图取而代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这和国家统一的愿望背道而驰。当时大臣晁错指出，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无论是否削夺诸侯王的封地，诸侯王都会造反，削藩越早，造反越快，祸害反而越小。公元前154年，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引发了“七国之乱”，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山东七国，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帜，发动叛乱。叛乱之初，缺乏执政经验的汉景帝，被七国联合造反的声势所吓倒，听信袁盎的奸计，错杀了晁错。当吴王刘濞仍不肯退兵时，景帝终于明白刘濞篡夺皇位的野心，决心武力平叛，果断派周亚夫为太尉，率军迎击。周亚夫一面屯兵坚守，一面出奇兵切断吴军粮道，不到三个月就将吴、楚和其他五国扫平。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景帝趁机将王国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王国的官吏数量。以后，王国的诸侯王就成了只享受当地租税的贵族阶层，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巩固了中央集权。
　　汉初，匈奴重新强大起来，汉高祖曾经试图反击，被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差点做了俘虏，只能采用和亲策略，息事宁人。景帝时期，匈奴不时进犯，景帝没有诉诸武力，而是连续三次与匈奴和亲通好，使边境地区大致安宁，为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文景之治”的延续，还在于景帝采取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得当。景帝继承了汉初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减轻赋税，轻徭薄赋。他曾下诏准许农户从耕地缺少的地方迁移到耕地较多，水利条件好的地方。他将赋税从十五税一降到了三十税一，多次颁发劝农诏书。皇室也注意节省，极少兴建宫殿楼阁，减少徭役征发，尽量不耽误农时。
　　废除秦朝严酷的法律，是新生的汉政权能够迅速巩固的原因。但夏朝以来的肉刑制度，汉初一直沿用。文帝时开始改革，将古代的奴隶制五刑制，即墨刑，在额头上刻字涂墨；劓刑，割鼻子；刖刑，砍脚；宫刑，毁坏生殖器；大辟，死刑，向封建五刑制笞、杖、徒、流、死转变。文帝时将劓刑改为笞三百，将斩左脚的酷刑改为笞五百，本意是为了废除肉刑，但笞打次数太多，出现了打死人的现象，不符合改革的初衷。所以，景帝又逐渐减少了数量，将数量减到一百和两百。同时颁布“箠令”，规定了刑具——竹板的长短、宽窄，竹节也要削平，施刑时中途也不准换人。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次重大改革。
　　明主治吏不治民”，这虽然是法家奉行的教条，但对君王来说，知人善任，是保持政治清明的重要条件，汉景帝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刘启做太子时曾经违反法令，张释之秉公处理，让文帝都感到难堪，景帝继位后，却让张释之做廷尉。京城的皇亲国戚、官僚贵族横行不法，景帝任命严于执法的宁成做中尉，使权贵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程不识大胆进谏，直言不讳，景帝让他做太中大夫，负责评议朝政。外戚窦婴很有才干，在平定七国叛乱时立过大功。窦太后让景帝封窦婴做丞相，景帝认为窦婴不稳重，最后让更合适的卫绾做了丞相。
　　正是坚持了 “与民休息”的国策，景帝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史书所说的“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绝非夸大之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系列措施，最大的受益者仍是地主阶级，百姓仍要苦苦维持生计。此外，汉景帝生前驱使大批犯人，为自己修建陵园达28年之久，造成上万人死亡，而且许多人是被杀害的。因此，我们不可把汉景帝抬得过高，但他还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中，较有远见的一位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