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士可杀不可辱，他却选择了忍受耻辱；文死谏，武死战，他却选择了著书立说；立功、立德、立言，人们称之为三件永垂不朽的盛事，他最终选择了立言。他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大约生于公元前145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由于从小深受父亲影响，司马迁对史学十分喜爱。他10岁就随父亲到长安，开始了对古代文献的研读。他曾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功底。20岁时，从长安南下，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回到长安以后，入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与扈从。曾多次随驾西巡，出使巴蜀等地。这一系列的游历，既使他领略了祖国的壮丽山河，收集了大量资料，开阔了眼界。同时又有机会接触下层劳动民众，增加了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与认识。
　　司马迁为后人留下的史学巨著《史记》，饱含了两代人的心血。司马家族世代都做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与《春秋》一样不朽的历史著作，但愿望未及实现便去世了。临终时谆谆嘱托司马迁，一定要完成他的遗愿。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接触到了大量的国家的藏书和各种档案材料，为日后撰写《史记》这部鸿篇巨制做了扎实的准备。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正式撰写《史记》。
　　然而，就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因为“李陵事件”差点将这一事业毁于一旦。
　　公元前99年，武帝为了让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封侯，让他领兵讨伐匈奴，并派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做偏师，牵制匈奴军队。不料汉军主力无功而返，孤军深入的李陵却遇到了匈奴八万骑兵。李陵拼死反击，且战且退，匈奴死伤近万人，却紧追不舍，李陵苦战到在离边塞百余里的地方，弹尽粮绝，边塞主将畏敌如虎，不敢救援，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李陵投降，满朝文武众口一词，诋毁责骂。司马迁仗义执言，为李陵辩护，结果触动了武帝的隐私，被判死刑。按当时规定，有两种办法可以免死；一是以重金赎罪，二是代之以腐刑，即阉割生殖器的酷刑。司马迁家境贫困，无力出钱免死。为了继承父亲志向，完成《史记》的著述，他只得忍辱接受了腐刑。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从西周以来就成为士大夫的信条，而司马迁遭受的却是世人最切齿的腐刑，他内心的悲恸是可想而知的。司马迁出狱后，不仅没有削职为民，反而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但这一职位本来是由太监担任的，这无疑对司马迁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但职位的升迁，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史料，追随武帝巡游四方，使他有机会看清帝王的真实面目，接触到下层人民真实的生活。从此，司马迁抑制住内心的巨大悲痛，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的写作。把原来报效君王，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凌云壮志抛之脑后。
　　大约在公元前93年，司马迁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前后共用了十六年时间。这是他穷尽一生的精力，忍受着身体与精神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伟大著作。全书共五个部分，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八书、十表，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司马迁写成后并未命名，后人将其称作“太史公书”，从三国开始，才正式定名《史记》。历代史学家对《史记》给予极高的评价，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公元前91年，司马迁给受“巫蛊案”的牵连锒铛入狱的任安写了一封信，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司马迁叙说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而得祸的经过，以及忍辱偷生的心情，表达自己创作《史记》的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这以后，司马迁的事迹无可考证，据后人推断，大约逝世于汉武帝末年。
　　司马迁遵照父亲的遗愿，以历史上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为榜样，身处逆境却未被逆境打倒，最终给我们留下了《史记》这部集文学、艺术与史学魅力于一体的伟大作品。他坚韧不屈的精神与他穷其一生精力撰写的《史记》一样，将成为后世子孙永远瞻仰与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