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商业

西汉时，民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同上承战国以来商业发达的余绪有关；另一方面是“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统一局面与奖励政策的结果。加上汉初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特产各异的情况下，“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贾贸易之风大兴。大批农民，或出卖剩余产品，或脱离农业走向手工业与商业；战国和秦王朝以来就存在的大商人，更是趁秦末战乱之机牟取暴利，以致顿时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逼得其所欲”的局面。
　　任何土特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而实现为私有财富，因此，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普遍流行的概念：“用贫求富”之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就是所谓“末业”即经营手工业与商业，尤其是商业，“贫者之资也”。从事商贾之业，成了致富的主要途径，正是发达的商业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观念。
　　由于民营商业的发达，以致出现了两大类型的商贾：一是所谓“行商”即流动性商人，他们打破地区与地区之间界限，勾结官府，周流天下。二是颜师古所说的区别于“行卖曰商”的“坐贩”，谓之“贾”，简称“坐贾”，即固定性的商人。他们大都在城市里设有固定的店肆，还有囤积货物的仓库，贱买贵卖，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所谓“踕财役贫”，“废居居邑”，“买居邑，稽诸物”，使“封君皆低首仰给”；更有甚者，“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
　　由于秦和汉初的这批大商人，多从战国时期转变而来，故多同奴隶主阶级关系密切，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大批奴隶拥有者，奴隶主商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经济上单纯牟利的范围，对新兴封建制度构成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与发展封建制度，有必要扶植与发展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于是一个旨在打击奴隶主商人，以废除奴隶制残余和确保封建制度巩固与发展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抑商政策便应运而生了。
　　由于秦汉的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打击商贾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故其他无市籍商贾，虽然也受到了加重各种商业税的影响，但并未彻底破产。加上昭帝时官营酒酤的取消，民营商业又有了经营的天地。故自昭、宣以后及乎成、哀，民营商业又有发展，以致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家财巨万的新富商大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