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闇，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盾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弒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弒，非不当诛也；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弒，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故贯比而论，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今盾诛无传，弗诛无传，以比言之，法论也，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翻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弒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弒君，而罪不诛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盾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弒之志，枸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弒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弒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弒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弒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问者曰：“夫谓之弒，而有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谁言其诛？故晋赵盾、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问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弒，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厚薄，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弒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缫枉世而直之，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