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的佛典翻译，有许多超越前代的业绩。昙摩难提于建元年中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由道安与法和加以考证。同时僧伽提婆和竺佛念一同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道安也参与校定并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远请他到庐山，于东晋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译出《阿毗昙心》和《三法度》两论。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到建康讲述《毗昙》。西域帛尸梨蜜多罗，于西晋怀帝时东来，碰到永嘉之乱，于是渡江，住在建康建初寺，于东晋元帝时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大灌顶经》等。在印度流传的五部广律，此时先后译出《十诵》、《四分》、《僧祇》三部。初译《十诵》的，是罽宾沙门弗若多罗。他于弘始六年（公元404年）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作华言，刚译到一半，多罗圆寂；次年（公元405年），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来长安，诵出其余部分，罗什又为翻译，《十诵》一部具足。又其后一年（公元406年），罽宾沙门卑摩罗叉来到长安，他在罗什圆寂后，重校《十诵》译本，这就是现行的《十诵律》。罽宾沙门佛陀耶舍，于弘始十二年（公元410年），诵出《四分律》，竺佛念翻译，到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译成六十卷。以后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在建康，和法显一同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这些译本即为后来研习律学者的根本典据。
东晋佛教义学，上承西晋，以般若性空之学为中心。在罗什以前，从事《般若》研究的，不下五十余人，从而对于般若性空的解释，有“六家七宗”之分。由于此时《中论》、《百论》还没有翻传，而且诸本般若的文义不畅达，因此各家对于性空的解释，不免有所偏向。般若性空的正义，直到罗什才阐发无遗。这时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现了一种期求往生弥勒净土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道安。在道安以前关于弥勒的经典已经译出了《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等好几种。道安每与弟子法遇、昙戒等八人，依据经说，同在弥勒像前立誓。稍后，又出现一种期求往生弥陀净土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于潜青山竺法旷。关于弥陀的经典，远在早期就已有《无量寿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译出。但大弘弥陀净土法门的是慧远。慧远于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与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颍之、南阳宗炳等，在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净土为期，因此被后世净土宗人推尊为初祖。
东晋佛教文学，经历代译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翻译文学，到鸠摩罗什已经非常成熟。罗什所译出的经论，大半富有文学价值，特别是《金刚》、《维摩》等经，文笔空灵，辞藻美妙，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块新园地。佛陀跋陀罗的译籍《六十华严》，以壮阔的文澜开演微妙的教理，弘伟瑰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希有的巨制。同时佛教也渐次渗入一般文学的领域，以佛典的理趣、风格、词句及故事入诗文的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