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道教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之后，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从思想意识方面看，道教思想的内容虽然比较驳杂，不如佛教哲学之精致绵密、富于思辨。但是，作为本土宗教，它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影响随处可见，它对中国人（主要是汉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上的影响至为深刻。中国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往往与道教教义和道教神仙崇拜的内容相交织，有的甚至融为一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有着道教思想的烙印。两汉时道教的理论仍未脱就方术而论方术之窠臼，分散而不系统，浮泛而不深沉，哲学色彩不浓。魏晋时期，一方面由于门阀贵族招致方士，使方士们得以亲近门阀贵族，在他们中传播神仙方术，并为适应门阀贵族的需要而造作教义；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集团之间争夺权势，互相残杀，高门贵族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失势者中有的感到前途暗淡，悲观失望，对人生采取消极态度，在行迹上便趋于崇尚老庄，专务清淡，且喜养生方术，形成玄学流派。这两者契合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由于玄学风气的盛行及门阀贵族中不少人信奉养生术及五斗米道，道教便吸取玄学来酿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向义理化发展，因此出现了一些经书。经书虽不少，但仍无一本能将丹鼎、符籙两派的教义与方术统一于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著作。换句话说，到西晋，道教尚未确立义理性较强的神仙理论体系。
　　黄巾起义失败后，由于太平道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而五斗米道张鲁归降曹操后获得高官，与曹氏联姻，具备了比较有利的传播条件，所以五斗米道逐渐流传到原来太平道活动的地方，并取而代之，后改名为天师道，传播南北各地。西晋时，五斗米道在原来太平道活动的地方徐州琅邪郡已经流行，一些士族大家开始奉道，如王氏、孙氏等。孙氏一族中的孙秀成为赵王伦的心腹宠臣，用五斗米道帮助赵王伦作乱。西晋末年蜀地六郡流民拥李特为首起义，李特死后，其子李雄继续率流民战斗，青城山道教首领范长生资给其军粮。李雄破成都后，将范迎到成都，封为丞相；雄称帝后，又加封范氏为天地太师、西山侯；优待其部曲免除兵役，租税归范所有。很显然，五斗米道在巴蜀之地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其首领保持了张陵、张鲁私养部曲、收租税的习惯。此外，西晋佛教的发展，也让道教感到了外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