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

魏碑是楷书的一种，魏楷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晋之际已经有了楷书，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等楷书作品已然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但是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之后，北朝的书风就和南朝大异了。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谓“风流蕴藉”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由于晋室南渡，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更多地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与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魏碑被发现的时间较早，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并没能形成普遍的习魏碑之风。
　　唐楷达到的高度及其法度严谨的特点，使后人对楷书的修习变得程序化，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从而丧失了创造力。结果，宋朝四位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都没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书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行书和草书的创作。到了明朝，由于科举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现了一种称为“台阁体”的书风。“台阁体”楷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官方字体，追求美观、大方，同时也要求标准、规范。这种要求抑制了书法家的创作个性。到了清朝，又进一步演变为“馆阁体”，此举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评。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犹为鼓吹魏碑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在《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中，最先提倡“碑学”；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都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
　　此外，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已是当今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