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山水田园诗

山水诗源于谢灵运，田园诗源于陶渊明，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诗人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魏晋之前，诗歌的内容都是与人本身有关的生存、欲望、政治、战争等等，自然风光还是未被涉足的领域。魏晋时期，干戈纷扰，政治紊乱，同时经学衰落，玄学盛行。许多有觉醒意识的诗人，为了全身远祸，不得不藏身匿迹于山泉林木之间。这样的社会条件和风气，使诗人看到了自然山水之美，于是，他们苦闷的精神和悲愤的感情，便在这足以娱情解忧的青山绿水间觅得了可以寄托和安放的处所。
　　魏未晋初诗坛，山水诗已逐渐增多，在嵇康、张华、左思、郭璞等人的诗篇中，便出现了描写自然景物之美的句子。“寄言之德，托意玄珠”的玄言诗，其触发媒介也都是山水景物，以自然风物为阐发玄理的契机。山水诗又经过了五言诗的曲折经历，到了晋宋时代，终以陶渊明、谢灵远这两位大诗人的出现，而在诗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如果说陶渊明开寄意田园之先河，与陶渊明同时代而稍后的谢灵运则开模山范水的先河。谢灵运的山水诗句秀辞巧，往往一字而传山水情态，在提炼诗意，感悟语言方面有过人的才气。他对山姿水态、昏晓阴晴的变化穷貌极形精雕细刻，再现了一种自然美的艺术境界。谢灵远观察事物十分精微，驾驭语言的能力十分高超，山水风光，经他妙手剪辑，即刻制成了流光溢彩的清丽画面，因而在魏晋诗歌中独树一帜。但是，陶渊明和谢灵运作为山水田园诗人，明显受到了玄学思潮的影响，但由于地位及生活道路不同，玄学在他们诗中又有不同的印迹。陶渊明的诗玄旨和理趣，不只表现在诗中多有饱含人生经验的理悟，更重要的是那种玄旨就渗透在诗中“此中有意”的田园画面上。而谢灵运诗主要是通过“空翠难强名，渔钩易为曲”“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之类的玄言理悟来表达，“玄旨”并未完全化入到他的诗中。陶渊明的诗虽然以自然为审美对象，并崇尚自然，但是追求的不是外物自身，而是心灵之趣。他的诗，是写意，而不是摹象。陶渊明的出现，使得沉寂了将近百年的诗坛，重又获得生命的力量。他不仅总结了魏晋古诗，而且也启发了之后的新体。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是田园诗的鼻祖。
　　东晋是乱世之末，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表达了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以及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
　　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对现实的失望，迫使诗人回到诗歌中去构筑一个理想的社会，《桃花源诗并记》是他这一思想倾向的反映。在陶渊明等人的倡导下，追求自然的风尚在晋宋之际出现了一个高潮。山水自然之美成了人们自觉的审美对象，无论诗歌还是绘画，都把自然美景作为描绘的重点，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画，从此盛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