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十六国文学

西晋覆灭后，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称帝，史称东晋。华夏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到江南，“高风绝尘”四字是对东晋文化的极好概括，由此产生了高雅的东晋文学，陶渊明的田园诗、郭璞的游仙诗，以及当时流行的玄言诗，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游仙诗源远流长，它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源于汉代以前的诗赋，到东晋时蔚为大观。其技巧之娴熟，境界之幽美，意蕴之深邃，令后世文人望而兴叹。而发展游仙诗最有力的人，莫过于郭璞，郭璞是第一个全力创作游仙诗的诗人。他以“游仙诗”来命名自己的大多数诗作，借“游仙”来倾吐自己的情怀。其创作的《游仙诗》，数量之多，质量之上乘，为他之前的文人所无法企及。郭璞的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9首为残篇。其代表作是《游仙诗》十四首。游仙诗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是所谓正格的游仙诗；一种是借游仙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郭璞继承了后一种传统。他的游仙诗借游仙以咏怀，有一定的现实内容。不过《游仙诗》的主旨毕竟在歌咏高蹈遗世，所以有很大的消极性。
　　玄言诗盛行于东晋，什么是玄言诗？如果说涉及玄理的诗便是玄言诗，则早始于阮籍、嵇康。如以整首诗皆说理谈玄的为纯粹的玄言诗，却盛于永和时期。此外，有些诗作言及山水，而最终仍归于玄理，如《兰亭诗》，也应算作玄言诗。永和名士的精神活动主要是清谈和“体玄”。清谈思辨性极强，对名士的玄学造诣和口才的要求极高。清谈水平的高低，往往关乎谈者在名士群中的地位。因此，名士在清谈时内心存在着紧张感，无法完全使心灵超脱，达到“畅情”“散怀”的目的。与清谈相比，“体玄”则带有更多的感性成分，需要名士用心灵去感受，玄言诗便成了首选途径。玄言诗记录了永和名士的情感世界，重在抒发感受，表现心境。玄学清谈使东晋文学普遍使用抽象语言来谈论哲理，文学成了玄学的牺牲品，枯燥无味。因此这种诗已经完全失去文学趣味，几乎不成其为诗了。然而，在东晋玄言诗中却又酝酿着一种新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山水诗的分支，与玄言诗同样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玄风的影响，东晋散文除陶渊明外，别无名家。陶渊明出身世代官宦的家庭，本来也曾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时代的动乱，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有所消减。所以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五柳先生传》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受到诸多文人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