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
范晔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在《后汉书》里猛烈抨击了佛教的虚妄。他指出，自张骞以来，西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佛神的记载，所谓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范晔还在《襄楷传》和《桓帝纪》论中，对崇佛的汉桓帝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评，范晔还反对天命论。《后汉书》中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性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范晔的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如在《窦武、何进传》中，他把窦、何两人的失败与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的看法，这是范晔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遗憾的是，他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范晔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后汉书》确实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为史学名著，也称得上是文学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晔过于重文，对于史的记载不免有所亏损。《后汉书》是范晔的私人著述，又尚未彻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这部书的人很少，影响不大。在充满陷阱的官场上，范晔不懂得保护自己，终于引出了杀身大祸。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受到宋文帝的猜忌。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宋文帝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将他贬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刘义康不甘心失败，遂加紧活动准备夺权。由于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拉拢范晔，考虑到自己的处境，范晔终于参加进来。他们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刘义康的党羽孔熙先兄弟俩事先写好檄文，并要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起草政变宣言。由于种种原因，政变未能如期举行。这年十一月，刘义康的一个党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并声称范晔是政变的主谋。于是，范晔被捕，于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公元466年1月）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