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

王导(公元276年—公元339年),字茂弘。琅琊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名门望族。王导少年时就很有识量,稍长即被任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晋怀帝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任安东司马。他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王茂弘像三朝国政,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
  王导在政治上首先“绥抚新旧”,调解新来的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王导想在吴国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土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但是,南北士族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矛盾很深。北方士族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只具虚名,并无实权。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对南方士族基本采取忍让态度,取得一定的成功。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在于分别给他们以经济利益。南方士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王导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郡县。这种侨州郡县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是让北方士族凭借势力在寄居地继续剥削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寄法虽然紊乱了行政系统、加深了人民苦难,但对东晋来说,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经济的作用。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措施是调解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的矛盾。大兴元年(公元318年),晋元帝即位,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导的从兄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占有。他因此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于是引用善于逢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王导因此被疏远。王敦则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为借口,于永昌元年(公元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晋元帝的势力退缩回去,王导继续维护帝室。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即位,王导辅政。王敦开始加紧图谋篡夺东晋政权,而王导坚决反击。所以王敦虽因谋反而死,王导却以保卫帝室有功,由司徒进位太保。王导的从弟王彬为度支尚书,王彬之子王彪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琅琊王氏仍是当时最大的望族。
  王导为政的措施之三,是用“清静为政”的方法,处理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在有势力的大族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对大族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吏压迫百姓的行径,不加干涉。东晋初年,石头仓一万斛米被豪强所盗,朝廷不去追究,却以处置仓库监守来塞责。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下一网、安一篆,都要被没收鱼器和罚绢十匹。
  除了政事以外,王导对于教育事业是关心的。他曾上书元帝,主张“择朝之弟”入学,“选明傅修礼之士”为师,“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当然,王导重视教育的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他认为,经教育感化,讲究礼仪揖让,就可以阻止少数民族入侵,未免近乎荒唐。
  王导平日性情谦和宽厚,心有测隐仁爱之心,因此能忍让、调解各方面矛盾,基本上做到和睦共处。王导为政的基本点就是收揽一批北方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南北士族的首领。但是由于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因此王导一生的事业就是调解这些矛盾,因而造成偏安江左的局面。至于北伐恢复中原,虽然当时有祖逖等名将积极主张,并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但后来却因未得到王导和晋元帝的支持而功亏一篑,这是王导政治思想的一个消极方面。
  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