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按户征税的制度，起始于东汉末年。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兖、豫两州征收户调，征收物为绵、绢。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正式颁布户调令，规定每户征收绢2匹、绵2斤，这是历史上首次颁布的户调制度。户调的实行，取代了汉朝以来的算赋和口赋，从此与田租一起成为国家的正式赋税。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制定户调式，规定丁男为户主的户每年纳绢3匹、绵3斤，丁户或次丁男为户主的户每年征收减半；边郡民户只纳规定数目的2/3，更远者纳1/3；少数民族按地方远近，每户纳賨布1匹或1丈。以上户调数额只是平均标准，实际征收时采取九品混通的办法，按资产的多少将农户分为九等，按其等位高低征收不同数量的绢绵，但征收总量必须与各地丁男、丁女和次丁男户数须纳户调总额相等。
由于钱制的紊乱，钱币的恶劣，钱价变化过剧，以致铜钱无法在市面上流通，绢、布逐渐取得货币的资格，这是政府征收绢、布的主要原因。当时政府的主要开销，如赏赐及支付官俸和兵饷等项，皆以绢、布为大宗。而长期不断战争所引起兵制上的变动也是助成征收户绢的因素。在汉代实行全国征兵时，兵役与一般的力役都由同一的主体来担当，军衣一项的供应在平时可以就由应值兵役的农民自行料理，除大规模的战事外，还不必怎样大规模地筹措与严密的规定，但情形到了三国便不同了。面对着长期不断的战争，一方面为雇兵成分的增加，另一方面为部曲私兵之盛行，其结果是脱离生产以战斗为专门职业的兵越来越多了，兵与民的区分越来越清楚了，兵役与一般力役也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担当了。虽然三国时特别是曹魏方面也曾极力推行军屯与民屯的办法，但不管是军屯或民屯，它们所能负起的责任只为军粮的供应，至于军衣与一般力役的负担是不得不由民户来担承的。这因为蚕桑纺织事业都需要放在比较安全的地带里，以及适宜于应用家庭范围内的男耕女织的分工方式来进行生产。政府的一般支出和支付当然是大批的居多，所以收受绢布时自以成匹的为便。但是绢布的价值是高的，一个人担当不起整匹的负担，故以户为征收的单位。因为当时隐瞒户口以逃避税役的情形甚为严重，然隐瞒人口尚易，隐瞒户便比较难。政府按户收调，人民是比较难以逃避掉的。再则由于战争频繁，人口大量地死亡与移动，使旧日的户口册籍早已失实，虽欲重编册籍，又为时势所不许，所以就户起征，究竟不失为比较实际可行的办法。再则，自东汉季年以来，豪强大族的建立，以及大家庭的组织，已成为颇流行的社会风尚。中经三国、两晋几次的人口大量流徙，士族与人民为了逃难方便起见多为举族或举室而行，自然地结合成为更大的组织单位；即使是留在北方不动的汉人，也须加紧团结，更紧凑地聚居一起以共营生活；至于外来种族，则仍多数保持着原来的氏族组织的残余形态。因此，地不分南北，包括着人口较多的大户普遍地成立起来了。这就提供了支应户调以较优厚的税基。
西晋灭亡后，在南方，东晋南朝继续实行户调制，征收物常为布，南朝后期梁、陈时才改户调为丁调。在北方，十六国时期和北魏前期仍实行户调。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实行均田制后，改为按丁征收赋税，户调制从此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