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教发展史看,隋代道教处于一个转折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理论大发展作了准备。 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有关。
隋代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实行道佛并容政策。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即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即位后又对其加以重用。不但如此,杨坚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杨坚又造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修复陕西周至县的老子庙。置玄都观,以“田谷十老”之一的楼观道士王延为观主,并于开皇六年亲自召见延于大兴殿,以提高其声望。开皇七年又为道士吕师立清虚观和为道士孙昂立清都观。八年征道士孟静素至京师,居至德观;又征魏郡道士仇岳至京都。杨坚晚年,更是“深信佛、道、鬼神”,开皇二十年,专门下诏禁止毁坏佛、道等神像,违者“以不道论”或“以恶逆论”,反映了他对佛道二教的关心和护持。综上可知,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杨坚执政期间,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
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王远知是茅山宗的宗师,杨广即位之后,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召见,并敕令于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大业八年,他还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衡岳观焚修,兴行道法,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用。炀帝迷信金丹,幻想长生不死。为使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便“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隋的统一也促进道教的南北融汇,这种融汇以茅山宗为主流。
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尽管如此,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便抛弃旧的统治者,或者暂时躲进山林,坐以待变;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道士魏征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隋朝因为统治时间较短,道教没有太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南北朝之后道教成为成熟的官方宗教,因此封建皇室和道士关系密切。隋炀帝杨广在洛阳西苑挖湖修造三座假山以充蓬莱、方丈、溉洲。
在史籍有关隋代道教的记载之中,《隋书•经籍志》记有隋代所存道教经书:“经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服饵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篆十七部,一百三卷。”隋代道教所注重的经书是“首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