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官员来说,贬官是极大的挫折。也许一生的政治前途将从此而断送,政治理想将永远不能实现。对士大夫而言,胸怀远大的抱负不能施展,远比革职丢官还要痛苦。
也许,真正考验一个人的,不是被贬之后流落他乡时如何生活,而是重新获得升迁机会时如何坦然面对。潇洒地笑对大起大落并不是容易的事。唐代历史上,有一位被贬官数十年而依然乐观的人,他就是著名的诗人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出身于一个儒学世家。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刘禹锡在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而后,又在科目选的考试中通过了宏词科。他精于古文,尤其擅长五言诗的写作。在哲学上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认为自然的职能在于“生万物”,人的职能在于“治万物”,反对“因果报应”论和“天人感应”说。
不久之后,他就到淮南节度使杜佑的幕府中担任幕僚,得到了杜佑的赏识和优待。
杜佑是唐代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和改革主张也影响了一批人,刘禹锡也许就受到了杜佑的影响,对改革弊政、振兴国家十分热衷。
后来,刘禹锡跟随杜佑一起回到京城,担任监察御史。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里,他和吏部郎中韦执谊关系莫逆,彼此也交换对于改革的看法。贞元末期,刘禹锡和改革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王叔文结识,并且受到王叔文的赞赏。
当时,唐代的社会问题十分突出,社会矛盾也十分尖锐,贫富分化、土地兼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每一个问题都足以影响社会的发展,而面对这样的现实,唐朝中央政府却拿不出一个有效可行的改革方案。于是,一群志趣相投的官员聚集在一起,以王伾、王叔文为中心,以改革弊政为己任。后来,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了著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成为其中的主力,负责国家财政的管理。
但是,因为改革派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各派反对力量的打击,永贞革新的改革行动以失败而告终,相关的人也受到了牵连,作为改革派的核心成员,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后来又贬为朗州司马。
朗州地处西南,当时还是一个保守、落后的地区,而且因为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很多,风俗习惯也和中原有很大差别。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只能靠写文章、做诗词来陶冶性情。当地的少数民族信奉巫术,每次祭祀的时候,都要歌唱由当地方言谱曲的歌谣。刘禹锡耳濡目染,觉得当地的俚语歌词很有味道,就写了一些新辞,教当地居民吟唱。这样既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也为唐代文学增加了新鲜的民谣内容。
后来,刘禹锡曾经两次获得回京的机会,但因为他生性比较尖刻,每次都因为写诗讽刺当政的宰相而受到非议,因而每次回京时间都非常短暂,可以说,刘禹锡的大半生都是在被贬的经历中度过的。
有一次,白居易去拜访刘禹锡,在酒席宴上,白居易以诗歌表达了对这位前辈的钦佩和关心,而多年在外、倍受冷落的刘禹锡也向白居易回赠了一首诗,诗的开篇就把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说得清清楚楚: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他将自己二十几年间的经历用简单的十四个字轻轻带过,没有声泪俱下的哭诉,也没有咬牙切齿的控诉,只有淡然的回忆与追思。也许,在他看来,个人的荣辱已经不再重要,自己当年的理想能得以实现才是最重要的。
刘禹锡并没有怨天尤人,他对于被贬这个现实已经不再耿耿于怀,当白居易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得知自己当初改革弊政、重建国家的理想已经逐步被实现,皇帝也已经颁布各项措施去解决社会矛盾,便再无遗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写诗回赠白居易,其中脍炙人口的两句,正反应了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境: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在他看来,自己被流放多年,也许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边缘人物,不过只要有优秀的人才为国家出力,让自己当年的志向得以实现,即便自己成为别人眼中无足轻重的风景也无所谓。他虽身居陋室,却怡然自乐,洁身自好,流传千古的《陋室铭》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品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