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一切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到哪里，也就是政治中心到那里了。况且，隋炀帝每次游幸，都兴师动众，“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由此可见，在隋炀帝外出从而也就无法肯定他修建东都的积极意义了。其实，营建东都只不过是隋炀帝“无日不治宫室”的一个方面。尽管“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因此，很多宫殿，遍布各地。他每次到各地宫殿游幸，都极奢侈豪华。最突出的是南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游幸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而且如此阔气排场，均为前所未有。
其次，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浪费难以数计的人力和财力。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来到隋朝，隋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毦；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大业六年（610年）正月，“诸蕃酋长毕集洛阳”，隋炀帝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周边一些民族派人到洛阳丰都市（东市）交易，隋炀帝就“命整饬店肆，簷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隋炀帝就是这样，把民脂民膏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
——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