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根据宰相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即由国家制定“输籍定样”即划分户等的标准，发到各州县，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到农村，依定样划分户等，作为征调赋税、力役的依据，使百姓负担合理，“奸无所容”。由于国家规定的赋税、力役数量低于豪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量，许多原来依附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地主，向宫府申报户口，纳税服役，成为国家的编户。封建国家和地方豪强之间在对人口的控制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隋朝政府积极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措施，从豪强士族手中把大批户口收归政府控制，打击了大地主阶级的兼并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力量。
军事方面：隋初，在军事方面，则是改革府兵制度。府兵制度创始于西魏北周。那时府兵是职业兵，兵士皆入军籍，不属于州县管辖。公元590年，隋文帝对府兵制作了改革，令军人落籍州县，军人及家属都隶属于州县，和一般民众一样，可以按照均田令分得土地。经过改革，士兵及家属都变为了编户齐民，有固定的州县居所，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他们也保留了军籍，属于军府系统，从此府兵制度和均田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变成了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
隋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这些措施，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势力，增加了国家掌握的纳税人口，巩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特别是许多措施削弱了豪强大族的势力，这对于巩固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起了重大的作用。因为豪强大族势力的膨胀，历来是分裂割据局面出现的基础。秦汉曾是强大的统一的王朝，但那时地方豪强的力量很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并不很强。汉末、三国、两晋以来，豪强大族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地方上的独立王国，严重破坏和防碍了国家的统一。南北朝以来，豪强大族虽然在日益走向衰落，但在隋朝建立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仍具有相当的势力。由于他们庇荫众多的人口，占据大片土地，逃避赋税，这就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而且他们在地方上武断横暴，防碍着中央政令的推行。隋朝既然打击了豪强大族，促使其进一步衰落，这就使中央政府完全有力量控制地方，密切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因而隋的统一比秦汉的统一更进了一步，隋的中央集权制度比秦汉更为加强了。
在隋文帝的统治之下，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突出表现在下列方面：人口增加和耕地扩大。隋朝政府掌握的人口大幅度增加，耕地面积也进一步扩大；政府仓库的充实。隋朝曾先后设置了许多大粮仓。583年，隋文帝设置黎阳仓，以收贮转运关东和山西一带的粮食供给京城。隋炀帝建筑东都洛阳，又在其附近设置了洛口仓和回洛仓。等等。隋朝仓库之多，堆积物质之盛，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营建东都和开凿大运河。隋炀帝即位后，营建东都洛阳，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决定的。政治上，为了加强对关东、江南地区的控制；经济上，便于转运南北各地的物资，取得物资供应，所以东都洛阳的营建，不仅成为隋炀帝时期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的经济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