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后，长达六七十年时间内，大小战事不停。华北地区的兵役和各种劳役异常繁重。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无辜群众常遭惨杀。战争破坏和苛重赋役促使人民数以万计的饿死或流徙。北汉的十二州，盛唐时有二十八万户，而在北汉亡国时仅有三万余户，约为盛唐时户口的八分之一。
唐末以来，南方虽也不免遭到战争的破坏，但在十国时期，重大战事较少，政局也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自汉魏六朝以来，成都平原和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蜀地富庶，前、后蜀时内部相对稳定，统治者又注意兴修水利，“广事耕垦”。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吴、南唐、吴越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荒地得到了开垦。吴越在浙东沿海修筑了捍海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钱塘成为东南的富庶地区。过去，福建地区生产落后。唐末，王氏兄弟进据以后，注意保境息民，宽刑薄赋，劝民农桑，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又奖励海上贸易，使福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自东晋南朝以来，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已有一定发展。马殷进据湖南后，对湘中、湘西的开发又取得新的成就，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楚国令百姓植桑养蚕充做赋税，并开始种植棉花。
唐末，北方大乱，不少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迁至南汉统治地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府库逐渐充实。
五代十国时期的赋役征收还是相当苛重。当时，仍沿用两税法，夏秋两征。各国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官吏和地主往往相互勾结，以致赋税负担贫富不均。与唐朝相比，额外收耗名目繁多。后唐时，官府规定收耗数额是每斗税谷加收一升，后汉时增至每斗加收两升。有的官府大斗收进，小斗输出，结果百姓每输一石租须纳一石八斗粮。有时国家甚至向农民“预借”夏秋税，有的官府在饥荒和蝗灾之年，仍分派使臣到处搜刮民谷，致使数十万民众饿死，流亡者不可胜数。
两税以外，还有按人头征收的丁口钱、按亩摊派的麴钱、农器钱、牛皮税等，又有盐铁税、茶税、屋税、鞋钱等杂税。州郡官吏常常增益赋调，县吏向里胥厚敛，里胥便重征于民，名目繁杂，税率屡增。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多重收商税，另有过税和住税之分，这种办法为北宋所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