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书》的字里行间，还可分析出王祯的思想品行。
首先，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农书•自序》开头就说：“农，天下之大本也。”又说：“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 植、畜养，至纤至悉。”他遵循这种农本思想，身体力行，教民耕织。为了总结经验，他立志编写一部《农书》，“不揆愚陋，搜辑旧闻，为集三十有 七，为目三百有七十。”戴表元为《农书》写序，介绍王祯在旌德时劝农事 迹：“丙申岁客宣城县，闻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施德治。问之其法， 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苎、禾、黍、麦之类，所以时艺芟获，皆授 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杷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他县为宰者群揶揄之，以为是殊不切于事。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赖而诵歌之。
其次，重视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和农器。王祯在写作《农书》过程中，重视对新发明的农器和生产技术的搜集，并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在推荐民间新创可兼磨、砻、碾三用的水转轮轴时说：“一机三事，始终俱备，变而能 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农书》本身就是一部收集和推广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器的科学著作。
再次，反对虚文，重切实致用。王祯认为进行“劝农”工作必须“加实意，行实惠，验实事，课实功”，“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这样农民才能“恳恳然劳之哉”。王祯反对当时劝农工作中不讲究实效，徒具虚文的做法，说：“今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报告，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在《农书》中，他从实用目的出发，着意比较南北方的农具、耕作和蚕桑方法等的优劣，加以介绍，交流推广。
最后，同情农民，反对统治者无止境的剥削。《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写道：“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指出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使“其间有收刈甫毕，无以糊口者”。他宣传提倡北方农村中的“锄社”，认为此可以发挥小农互助力量的作用，“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为锄社，甚可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