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将会引起社会风尚和观念的变迁,也必然会推动着社会哲学意识的转变。在16世纪时期的中国,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一股新的哲学思潮开始涌动于传统的缝隙之中,人们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终将引发了哲学家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时代造就先知,著名的哲学家王守仁,以他体系完备的“心学”理论,在禁锢人们思想数百年的宋明理学外,吹起了一股清新之风,终于打破了僵化理学的桎梏,奠定了中国哲学史上又一个高峰。
王守仁,号阳明,后世尊称为阳明先生。生于书香世家的他,自小就开始了习文学武,曾为状元的父亲,对儿子的家教十分严格。 据说,少年时代的王守仁,虽然学习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象棋,并为此经常耽误功课。父亲虽然多次为此责备他,却总不见成效,于是在一气之下,把他的象棋都投落到了河中。还是垂髫少年的王守仁,当即作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他父亲看到其中“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一句时,为他的志向惊讶不已,从此再也没有干涉他下棋的事情。
年轻时代的王守仁,自视甚高,一直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自喻。他在公元1499年考取进士后,因为文武方面都十分出众,很快就得到朝廷的重视,最后被授予了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既是一位博学之士,又是能征战惯战的统军之才。因为反对当时的宦官刘瑾,他在公元1506年被廷杖四十,遭到了谪贬,曾经一度到了贵州修文县,当了一名驿丞。刘瑾倒台被诛后,他才升迁为南太仆寺少卿。但是,担任兵部尚书的王琼,认为他有不世之才,荐举他为南赣巡抚。上马治军,下马治民,集文武谋略于一身,王守仁成为了明王朝当时著名的文人统帅,因为率兵镇压了农民起义,并平定“宸濠之乱”有功,最后一直升迁至南京兵部尚书,封为“新建伯”。
作为哲学家的王守仁,开创了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心学”体系,成为了继宋代大哲学家张载和朱熹之后,又一位影响深远的理学大师。作为理学家,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心之用,知善知恶者良知,为善去恶者格物。”虽然他也认为应该“明天理,去人欲”,但是却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处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他否认心外有理、有事物,认为“惟学得其心”。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心学”体系,实际上是以“心”为主体,导出了人的主体性这一重要哲学命题。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的“心学”又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理论,更是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反对了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强调了人的主体实践性。他将人的一切的道德行为,归结于个体的自觉行动,无疑是对桎梏人性的程朱理学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为了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必须“致良知”,良知即是本体,不必求证于外,而是在人的自觉伦理行为之中去证实人的存在。这种强调主体意志自律的伦理原则,极大地突出了个体的历史责任感,高扬个体的道德自我意识。
王守仁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17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巨大。因为他学生的努力传播,在他死后,“心学”虽然分为了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尤其是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十分深远。
公元1577年,正在浙江绍兴、余姚一带创办书院讲学的王守仁,再次接到朝廷的任命,负责总督两广军事。但是,年岁已高的他,在赴任途中,不耐旅途颠簸,身患重病,最后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
如今,浙江余姚依旧留着纪念这位大哲学家、教育家的碑亭。写着“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数字的碑亭,两边有一付楹联。上联是:曾将大学垂名教;下联为:尚有高楼揭瑞云。而横额却是:真三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