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在中国思想界造成了剧烈的震荡。 明王朝灭亡的结局，促使本来醉心科举仕途的读书士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在这一时期，已经逐渐显现出了沉暮气息的中国思想界，忽然奇峰突起，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巨子，他们的思想，不仅深深地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些思想家中，被后人称为“清初三大儒”之一的王夫之，便是这些思想家中的佼佼者。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所以人称船山先生。王夫之于明朝后期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叔父、兄长都是饱学之士。他自幼受家学薰陶，4岁入私塾读书，7岁读完了“十三经”，14岁时，王夫之一方面跟父亲王朝聘学习经义，另一方面又大量阅读各类书籍，成为有名的少年才子。
明崇帧十一年（1638年），19岁的王夫之来到长沙岳麓书院求学。书院内书声朗朗，聚集了一批志向远大、刻苦勤学的青年。王夫之在这里饱览藏书，专注学问，与师友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为以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王夫之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学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为“行”，意指他们的宗旨绝非空谈，而是关注社会，切于实行。第二年，他又与志同道合的几位朋友组建了匡社，“匡”是纠正谬误的意思。这是一个以东林党人为楷模，讨论学术，纵谈国事，进行爱国活动的团体。在长沙的求学生涯决定了王夫之一生的思想品格。
公元1649年，在清军大举南下，当时刚年满30岁的王夫之，毅然在家乡湖南衡阳举兵抗清，联合其他志士举兵抗击。失败后，他转而投奔南明永历政权，但是因为为人刚正，屡次弹劾权奸，不久就遭到迫害，险些身陷囹圄。最后，在农民军领袖的营救下，矢志抗清的王夫之才得以脱险，辗转回到了家乡。
面对时局的急遽变换，家国的破碎，数十年为反清复明四处奔走的他，最终不得不发出“悲愤有怀”的慨叹，带着壮志未酬的心情“遁迹林泉”，转入到文化思想领域，用笔继续着另一种形式的抗争。在62岁那年，眼见反清复明大业无望，已经白发苍苍的王夫之，终于选择衡阳石船山麓筑草堂而居。此时的他，不顾年迈体衰、贫病交加，日夜勤奋著作，先后写出了《周易内传》、《读通鉴论》、《四书笺解》、《夕堂永日绪论》、《楚辞通释》及《诗话》等著名作品，尽力将毕生的学术成果留给后人。
全面总结明王朝覆亡的教训，自觉寻找民族复兴的道路，是王夫之著书立说的宗旨。他自觉地继承并发扬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创新精神，从哲学上对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进行了彻底地清算。他用科学的方法，仔细剖析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源，破而后立，在批判中建立起了一套朴素唯物辩证法体系，为我国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王夫之的时代，“知行”关系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亲眼看到宋明理学空言心性，误国误民的行为，王夫之愤怒地批判了理学中“知先行后”的观念，极力提倡建立一个以“行”为基础的知行观。他强调说，行是知的前提，应该由行而知，然后“由知而知所行”，知行才能“互相为成”、“并进而有功”。这既肯定了实践的重要，也不否认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可以说，王夫之的知行观，已经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较高水平。
王夫之的哲学贡献，还在于他极力提倡辩证思维。在他的哲学论述中，王夫之自觉地继承了张载的辩证法，又结合易理、老庄思想中辨证理论，并吸取当时新兴的“质测之学”成果，把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朴素辩证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从探究人的本质开始，进而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发展、规律及动力等问题，建立起了他独特的历史观。在他的历史观中，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必然的“势”，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而历史发展中那些必然性，则被他称为“理”。在“势”和“理”的关系中，王夫之肯定历史是不断进步发展的，揭示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隐居船山的17年中，王夫之先后著述100余种，400多卷，体系浩大，内容广博，为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但是，由于遗民身份，大部分著作在他死后200余年中，一直埋没无闻。直到19世纪40年代，人们才将其著作重新整理了出来，编校为《船山遗书》，使他的学说得到迅速传布。维新志士谭嗣同更称其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清末著名的学者梁启超，曾经评价王夫之说：“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这，应该是生于20世纪的后人给予他17世纪的前辈的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