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如果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再去回顾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明清之际，刚好是人类社会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时期。 当欧洲掀起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洪涛的时候，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此时的中国，虽然并没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却也涌现了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杰出思想家，他们对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深刻反思，探求文明古国的出路，将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延续了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就是这样一位高举反封建旗帜的思想斗士。
　　被后人尊称为梨洲先生的黄宗羲，出生于浙江余姚。他的父亲黄尊素在明朝做过御史，是东林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因弹劾魏忠贤，被下狱折磨致死。崇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被诛杀，19岁的黄宗羲进京为父伸冤，在公堂上用铁锥击伤冤案的主谋。这件事很快就轰动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听说后，曾赞叹黄宗羲是“忠臣孤子”。后来，黄宗羲参加了著名的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抨击朝政，反对宦官专权。他与复社中的100多人，联名发表了《南都防乱公揭》，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在江南一带有很高的声望。
　　明王朝灭亡之后，满清八旗军大举南下，沿途凶残杀戮，激起了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时局动荡，黄宗羲回到家乡浙东，立刻变卖了家产，招募乡邻子弟，组成了一支名为“世忠营”的义军，进行抗清斗争，并一度担任过南明鲁王的左副都御史。直到各地反清斗争失败后，眼见复明无望，痛惜之余，黄宗羲最后隐居山林，著书讲学，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都是出自他的门下。清朝政府曾几次征聘，都被他坚决推辞了。终其一生，他始终拒绝与满族统治者合作，以明王朝的遗民自居，隐居在家乡埋首著书。
　　黄宗羲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公开宣称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任意“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实际上是“天下之大害”。因此他主张“天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君主如果不为人民着想，臣子也没必要无条件效忠君主，君臣的共同职责就是“天下万民”。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还主张通过加强法制和公众舆论以限制君权，他认为君主的所谓法，是“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君主的对错，应当由公众的舆论来判断，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有的学者认为 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的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史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还超越了欧洲的卢梭。黄宗羲的思想成为了近代以来我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在300年后，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曾自称深受《明夷待访录》的影响，梁启超甚至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与法国卢梭的启蒙思想相提并论，称之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对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中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黄宗羲的思想，也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黄宗羲的一些著作，被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再翻印。
　　晚年的黄宗羲声名远播，他的“工商皆本”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具有超越时代的重大意义。在学术研究上，他更是一代宗师，他倾尽心血写成的《明儒学案》一书，被人们公认为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在这部学术巨著中，黄宗羲对明王朝三百年来的各个学派的背景、代表人物、学术思想的发展经过，都做了详尽梳理，评论独到而深刻。直到今天，这本著作仍然是人们研究中国思想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书。
　　公元1695年，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故乡浙江余姚病逝，享年八十六岁。临终前，这位始终不忘故国的反清志士，亲笔写下了遗嘱，吩咐家人在他死后仅用棕榈入墓，穿戴明王朝的服装，并且坚决不用棺木，以便让自己的遗体，尽早腐化，尽快脱离他不愿意合作的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