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

明神宗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8年。但是在这48年当中，万历皇帝明神宗，却有整整30年拒绝上朝处理政务。一位统治着千万臣民的君主，竟然几十年完全不问朝政，这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非常少见的。
　　从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蜕变为荒怠的君主，这种不可思议的转变，使明神宗朱翊钧成为史学家争论的焦点。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5岁时，朱翊钧就被立为太子，10岁时即皇帝位，年号万历，史称万历皇帝。万历朝的前10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是被三个人约束着：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朱翊钧即位之初，朝廷政局几乎到了土崩鱼烂的地步，最严重的莫过于国库已经空虚，两京官员的薪俸无法支付。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使吏治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经济上，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有效地改善了明王朝的经济状况。军事上，抑制了北方女真人带来的边患，逐渐挽救了明朝中期的颓势。然而，张居正却有很强的权力欲。。他在朝廷上下遍布亲信，使自己的权力施行得得心应手，而年幼的明神宗基本上只是一个摆设而已。
　　张居正非常注重对小皇帝的教育，小皇帝也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张居正生病时，朱翊钧甚至曾亲自为他熬药，张居正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更是加紧努力，事必躬亲，将一个大明王朝治理的井井有条。
　　张居正所忽略的是，在他执掌大权的10年间，皇帝也由一个懵懂顽童成长为20岁的青年。在他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也隐隐有着对张居正的敬畏、害怕甚至是仇恨。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正皇帝，万历小皇帝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这样的机会直到万历十年（1582年）才姗姗来迟。
　　这一年，张居正因积劳成疾，死于任上。年已二十岁的万历皇帝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张居正进行清算。张居正所推行的“万历新政”也被废止了。
　　亲政之后万历皇帝也曾经有过积极的举措，最令人称道的应当数出兵援助朝鲜，抗击倭寇。当时的日本处于分裂后的统一时期，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将矛头对准了朝鲜，朝鲜本是中国的藩属，万历皇帝对此表现出了非常的重视，毅然决定派兵援助。明军一到朝鲜，就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先后收复了平壤、开城，平壤之战体现了明军顽强的战斗精神，一举取得了此次攻坚战的胜利。双方很快达成了议和协议，各自罢兵。三年后日本再次挑起了战争，万历皇帝再次派兵，后来丰臣秀吉病死，日本撤军，明军不战而胜。这一次援朝之战，虽然耗损巨大，但对于确保明代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意义非常重大。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
　　然而神宗好像突然对朝政失去了兴趣，开始变得意志消沉，甚至对政事不闻不问。皇帝的突然转变，引起了朝臣的纷纷猜测，著名的文人夏允彝在自己的文集中说，明神宗朱翊钧不问政治的原因，是因为他宠幸郑贵妃，并 厌恶朝廷复杂的朋党斗争。但是，更多的学者却愿意相信，这位神宗皇帝之所以怠于临朝，是因为他身体虚弱，酒色过度。
　　由于日夜饮酒作乐，盛年时期的神宗身体已经变得十分虚弱。于是，在这位酒色皇帝统治中期，他就几乎很少亲自上朝处理政务。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传递谕旨，无论边疆大事，还是人事任免，都是通过一纸谕旨来决定，对于臣子的奏章，他更是懒于批复，最常见的情况是，不论奏章汇报的情况有多严重，皇帝都可以一概不理，直接“留中”不发。按照明王朝的制度，皇帝是唯一的决策人，一旦皇帝不愿处置，又不授权他人，整个官僚机构的运转就有可能陷于停顿。
　　根据史书记载，当时朝廷的高级官员缺额竟高达三分之二。地方的行政管理，甚至到了一个县的行政长官，需要负责兼任邻县知县的地步。可以想象到，国家的行政效率非常低下。皇帝怠于政事，导致朝廷百官党争不止，官僚互相倾轧，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明朝皇帝当中，明神宗还以贪财而著名。亲政以后，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并把这些查抄来的财产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括民脂民膏，搞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民不聊生。
　　公元1620年七月，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的神宗皇帝朱翊钧病逝，结束了他多年的荒诞统治。他曾不失为一代英主，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他也曾穷奢极欲，横征暴敛，背负了千古骂名。24年之后，明王朝就被李白成农民起义军所推翻。后来的史学家，曾痛心疾首地评价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