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拟

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或调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 明自英宗后，凡朝廷重要文书，由内阁拟定批答文字，以墨笔写于票签上，送请皇帝批准。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自设置军机处后，重要奏章改用奏折，此制渐废。
　　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
　　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诸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的大权也交给司礼监的宦官头子代行，内阁的职权自必受宦官的钳制。实际上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使其互相制约。
　　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无不压抑和控制着内阁。内阁拥有“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但在宦官当权的时候，内阁学士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巴结太监。因为内阁学士根本见不到皇帝，不讨好太监，他们的意愿、设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内阁首辅，他也只能通过给太监行贿，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最终掌握实权，才有机会进行改革。